深圳市元一国学研究中心和宝安城市学院联合举办的“凤凰国学堂”第五场讲座日前在深圳宝安区开讲，著名学者、当代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唐浩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以“中国复兴与人才兴邦——以曾国藩识人用人为例”为主题的精彩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
对于曾国藩的政治评价，在100多年以来一直有比较大的分歧，有一点却无论是他生前还是生后，无论是称赞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有着几乎没有分歧的看法。这就是当年容闳在《西学东鉴记》对曾国藩在识人、用人这一点上的称赞。容闳在《西学东鉴记》这部名著里用了整整一段讲述了当时曾国藩身边人才的之多。正是因为曾国藩的身边汇集了全国人才的精华。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曾国藩的身边是中国的第二朝廷，第一朝廷在北京，第二朝廷就在曾国藩的身边。
曾国藩身边这样一个宏大的人才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唐浩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曾国藩最大特点是爱才
第一点，与曾国藩的人格的特征有关。曾国藩最大的人格特点就是爱才。人才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行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人才不重要，或者说我办事不需要人才，但在实际工作中要体现出重视人才这一点。曾国藩是属于真心实意喜爱人才的这类人物。这很大的原因也有他性格上的原因。他的性格有两点使得他对人才是真正喜爱。
第一就是他这个人很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恰好是相反的，是善于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曾国藩写的文字在提到别人的时候，90%以上都是称赞这个人，说这个人有哪些长处，甚至经常说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足。尤其在他的私密性的文字里，比如说他的日记，他写给家人写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子，表现着他对于别人的长处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他常常不惜用这样的话：此人是美才，此人是奇才，此人有哪些哪些地方，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值得学习的。溢美的词到处可见。而鄙薄的、刻意地讥嘲的文字几乎看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这样的东西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第二是他乐于广交良友。乐不乐意广泛地结交朋友，这个也是性格使然。我们从流传的史料和曾国藩存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我曾经仔细剖析过他的朋友的圈子。他在北京有十多年的时间，官位很长时间里也不是很高。就是在这个不高的官位上，他有三个比较大的朋友圈，一个就是以翰林院为中心的，就是以文化官员为主体，他们有过很广泛的这种联谊。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籍的在外省担任大官的朋友圈。第三个朋友圈就是湖南当时一批出头露脸的名士，他一直跟他们保持着很广泛的联系，比如说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郭嵩焘、刘容这批人，后来这批人都是他湘军的早期骨干。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乐于、而且很善于结交朋友的人，性格上的这两个特点我认为是他识人、用人的基础。
人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
第二点，我觉得曾国藩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人才是决定的因素。考察曾国藩的史料，我们发现他这一点非常突出，就是他什么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人才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办的，人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但是可能具体到了某一件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个工作的时候，往往有时候又会模糊这样的观念。
曾国藩从来不模糊。不止在他后来带兵时，他早期在部院做大臣的时候，他就在为人才的缺乏而担忧了。曾国藩的官做得比较顺利，他30岁到北京做官，只用了7年就做到了二品大员，也就是部院大臣，就是我们今天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然后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央的六个部里，他做过五个部的侍郎，也就是五个部的副部长，除户部，财政部没有做过侍郎以外，他在其他的五个部都做过侍郎。可以说明当时的曾国藩是一个被朝廷，最高决策集团所非常看好的一个官员。
就在那个时候，曾国藩认识到自己身上担负着国家很重的担子，应该对国家的行政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道光三十年，就是道光皇帝刚刚去世，他年轻的儿子20岁的咸丰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对20岁年轻的皇帝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就是说，你现在做了皇帝，千头万绪，很多工作，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用人。
接下来曾国藩很明确地告诉皇帝，当今的官场是一个没有人才的官场。他曾经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官场，他说北京城的京官是“退缩、琐屑”，官场是一片退缩，大家都不负责任，遇事往后退，“琐屑”，都不务大事，不想大局；外官就是地方官员，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颟顸”就是糊涂，今天的官场就这八个字。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所谓人才主要是在官场上出现，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才，各行各业都可以是人才。所以他接下来给咸丰皇帝很尖锐地指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说今后国家一旦遇到有什么艰难的事情的话，你立刻就会感到没有人可用。九个月以后，太平天国起义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付这场突发性的事件。历史很不幸地验证了曾国藩这一句话。
不仅注意广取天下的英才，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副手和接班人的培养。他将这件事情说成是要多选替手，“替”就是代替。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办大事第一等要考虑的问题。他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还是水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一部分指挥陆军，一部分指挥水军。在全面替代他的接班人这件事情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他所培养的接班人是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近代名人李鸿章。关于曾国藩怎么样提拔李鸿章，我下面还要再详细地说一下。
善于识别人才非常重要
第三点，曾国藩 “尤善相士”。特别善于识别知识分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曾国藩识人的第一条是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我们通常评价一个人，都是在德、才、学、识几个方面来看一个人才怎么样。“德”是指道德、品行、操守；“才”是指才干、能力、本事；“学”是指学问、资历；“识”是指眼光、见解这样的几个方面。人们常常会讲“德”与“才”作为主。曾国藩很明确地说过，“德”和“才”之间，“德”是主的，“才”是次的。“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是木之本，也就是一棵树木的本，它的根本；“才”好比是枝叶。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德才不能兼备，他宁愿要“才”差一点的，但是“德”要好。
“学”与“识”。曾国藩在“学”与“识”这两个方面也有很明确的议论。他认为“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他明确地说，一个人办大事“识”是主要的，“学”是为辅的。他还说过，他说“汉臣诸葛亮曰”，也就是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才须学，学须识”。才能是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学问要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识、学、才。“德”第一，“识”第二，“学”第三，“才”第四。
其次，曾国藩对将领、官吏、勇兵的要求不同。曾国藩当年所选的人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将领。他当时对将领提出这样的几个要求。他说我们选择将领，第一要知人善用；第二，将领要善于知道敌情；第三，临阵上的胆识；第四，营务的整齐。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敌情很清楚。另外，太看重名利的人我们不能用，因为他很难得到满足。一旦没有满足他，他就拂袖而去，这样对军队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对于官吏，曾国藩主要看重的是这三个方面：第一要操守好；第二个是要官气少；第三个是要办事有条理。操守，就是这个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一个准则，要有一些的底线，就是官员的操守要好。所谓官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衙门气。曾国藩曾经讲，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就是好讲排场，“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得之弊”。
选士兵，他就要选世代务农的山里面的人做士兵，他说这个是最可靠的，最好的当兵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不用侠客。像金庸老先生笔下的侠客，来无影去无踪的那些人，曾国藩有个原则：一律不用。曾国藩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是不受管束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英雄主义者。
曾国藩并没有做皇帝，也没有掌管全国的政治大权，却能够识别、培养、造就如此大批的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怪不得大家在这一点上都对他很佩服，就连讨厌他的人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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