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多未必失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言多必失”，意思是说一个人说的话太多，一定会有失误。所以从古至今，我们的父母、前辈、老师总是教育我们“少说废话，多做正事”，“鼓起劲来做事，埋下头去读书”，都不倡导说话要据理力争，更不赞成培养辩论方面的才能。笔者认为这是我国一大教育中的失误。一个人说话固然要注意分寸、场合和听众，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而且说得要有理、有据使人信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的能言善辩的人，这些人当时叫作“谋士”，比如说，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谋士”。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古时候的“谋士”与现在的“政客”差不多，只有自己的利益，没有国家或者说团队、人民的利益。这些“谋士”基本上是言多不失的，因为一失误就要人头落。

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能言善辩、出口成章、唇枪舌剑的人。远的不说，就拿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说吧。毛泽东武略文韬，众所周知，这个不肖笔者置喙。不管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建国后，毛泽东都接见了许许多多的学问通达之士，谈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作出贡献。为什么毛泽东每次都基本上能成功呢？因为毛泽东很有辩才，这里的辩才不是狡辩的意思，而是就事说事，分析时局及利害关系，批驳一些不切实际、推理不严、荒谬之说。譬如， 毛泽东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各界人士认清时局，看清国民党的丑陋嘴脸曾数次发表文章、评论、社论，驳斥蒋介石的谈话及国民党的言论。抗日战争前夕，为了早日实现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保存中国的抗日力量，避免国防力量的无谓牺牲，毛泽东曾多次致信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让他们认清时局，考虑历史的出路，救亡图存。我们今天来看历史，可以看出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这些信不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给他们以很大的鼓励，坚定了他们联合抗战的决心。譬如，一九三六年八月分别给傅作义、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哲元致信，或号召他们抗敌御侮或称赞他们英明抗敌的伟大壮举。毛泽东赠诗柳亚子，使这位发牢骚要回家隐居的老诗人留下来，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周恩来的辨才，大家可能要熟悉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长往重庆，多次与当时国民党中央中枢人员接触，多次为了共产党及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员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仁不让。这里可以举一个个典型的例子，周恩来在营救爱国将领叶挺将军的时候，据理力争，直截了当，大问兴罪之师迫使蒋介石不得释放叶挺将军。 西安事变之所以和平解决，主要是因为周恩来在国民党、张学良和杨虎城二股力量之间的大力斡旋，使得逼蒋抗日得以成功，一场大战消于无形，除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像这些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我们生活中，一些著名的学者、教授们，经常在全国各地面对成百上千的不同文化层次的听众讲学，他们言不可谓不多，涉猎的知识面不可谓不广，但是他们失误了吗？好像没有或者是很少吧。即使有一些小的失误，这个无伤大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所以笔者认为，言得未必失，当然不要废话太多，也不要以“废话是文化的基础”为借口，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话、空话。言多未必失只限于真话，如果是假话或空话的话，言多是必然要失误的，因为假话或空话总有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的。（作者：彭宇）